1974年岑荣端赴中南海拜访毛主席，临走时毛主席亲自赠送她300元路费，你知道原因吗？
1974年1月31日深夜，中南海的灯光透过厚重窗帘，照出一方静默的书桌。毛泽东伸手把一只墨色线装书匣递给面前的年轻女子：“带回去，好好读。”她正是来自广西贺县的岑荣端。书匣扉页新写的八个字——“毛泽东赠岑云端同志”——让她怔住，原来主席把当年一句闲谈真的记在了心上：岑荣端，这个名字太“平”，改作“云端”，像彩云高悬，更贴合她跳舞时的轻盈。
时针拨回16年前。1958年秋，春藕斋灯球摇曳，空政文工团的姑娘们按编号步入舞池。那是个特殊的场合，中央领导每周抽出一晚，在音乐与舞步里短暂松弛神经。轮到19岁的岑荣端伴舞时，她紧张得舌头发硬，只得用手指在对方掌心写下自家姓氏。“岑？是岑春煊的‘岑’？”毛泽东笑着问，随后又说：“广西人？壮族吧？”——一句轻描淡写，却在少女心里埋下了深深的震动。
舞会持续了八年。期间，岑荣端从最初的拘谨到后来能够自然地聊起家乡稻香与“侗戏的鼓点”，每周都在这一方铺着红地毯的大厅里被记录进主席的记忆。周恩来有时从旁插话，“民族之间没有高低之分”，给年轻人吃了一颗定心丸。那时的中南海，时常回荡着探戈或朱逢博的歌声，也见证了一群文艺工作者最繁忙却也最满足的青春。
1966年5月以后，舞会戛然而止。岑荣端随部队远赴新疆，后来转业回到广西矿区，成了地方报纸的通讯员，再到自治区艺术学院教舞。身份换了几回，工资本不算高，可她心底始终装着那位曾牵她起舞的老人。1973年秋天，听说主席身体尚可，她拿起笔在淡黄色信笺上写道：“八年未见，广西女儿想念得紧。”落款处，她特意加了那三个字——“广西女儿”。
信通过王海容的手送到游泳池办公室。老人看完信，对在旁的工作人员说：“记得她，回封信，让她春节来。”几天后，赵淑琴代笔的回信飘到南宁。那一刻，岑荣端几乎不敢相信：一个舞会里的普通伴舞，居然被领袖惦念了16年。她立刻请假，买好了正月进京的火车票，随行的还有年仅5岁的女儿。
1974年正月初四下午，寒风裹着湖面残雪。岑荣端脚步飞快，赵淑琴在后面提醒：“别跑，主席身体重要。”推开游泳池会客室的门，只见老人微微起身，伸手相迎。两人对视数秒，岑看见主席头发稀白却精神尚佳。闲谈里，他又提到韦拔群，连右江游击区的形成都说得条分缕析。提起这位1925年在广州农讲所受训、1932年捐躯的壮族领袖，主席语调很平，却透着敬意：“广西这块地方，底子硬。”
夜幕降临，三人围着16毫米放映机看《青松岭》。影片结束，主席随口问演员有没有在林场吃过蚊子，逗得屋里一阵轻笑。第二天又听磁带戏《李陵碑》，唱到“可怜我八个子把四子丧了”时，老人抬手擦泪，仍不忘用另一只手随拍节子，专业得像老戏迷。外人或许难以想象，在政治巨浪翻滚的年代，他仍抽空关心一出折子戏里的人生悲欢。
五天转瞬即逝。临别前，他和岑勾小指，半开玩笑半认真：“谁违约，罚一百架飞机、一百门大炮、一百斤猪肉。”岑忙说猪肉可以备，飞机大炮可真没处找，话音未落，老人爽朗大笑。接着他让工作人员取来300元现金，“路上用”。那年代，这笔钱相当可观，却被他递得自然，好像一位长者塞给孩子的压岁钱。
回到南宁，岑立刻向自治区领导韦国清汇报探望经过。韦翻看那只书匣，说：“主席给的待遇不低，改名的事照办吧。”从此，报表、信函上出现了新名字：岑云端。她明白，这两个字背后，是舞会灯影、是八年汗水，更是一个老人对边疆文化与基层文艺工作者的重视。
1975年7月，约定的时间未到半年，她仍按惯例北上。游泳池里灯光暗淡，张玉凤迎出来，轻声提醒：“主席等着，但视力不好。”推门而入，老人双目紧闭，却伸出双手在空中摸索，直到触到岑的手臂才露出微笑：“现在，一不能看书，二不能批文件。”听得出，他有些无奈。短短十几分钟交谈后，岑没再多留，只说等眼睛调理好再来。那年秋天，唐由之率医疗组为主席左眼实施白内障手术，视力恢复部分功能，相关记录至今存档。
1976年9月初，岑云端收拾行囊，还想赴京履行守约——飞机票已订，可9月9日清晨电台播出的讣告戛然而止了她的计划。她呆坐良久，翻开那只书匣，扉页墨迹依旧。没有更多语言，她把书匣放回箱底，合上盖子，像是悄悄合上了一章私人历史，但那些细小的舞步、轻声的问候以及广西女儿的称呼，早已镌刻在时代更替的缝隙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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